大凡改革，主要任务毫无例外都是要兴利除弊。“新课堂”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对“旧课堂”的反思与批判，是我们在课堂教学领域的一次改革。既然是改革，那我们就要废除“旧课堂”的种种弊端，重建“新课堂”文化和范式。而课堂教学是一项极端个性化的工作，只靠学校行政推动力的改革永远是苍白无力收，也必然是效甚微甚至无功而返的，唯有在一线教师个体自省之后，自觉更新教学观念，主动转变教学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改革的愿望。因此，决定课堂教学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校长，不是专家，而是教师本身，革“旧课堂”之命，不如说是教师自革其命。

   　所以说，课堂教学改革必先从教师自身革命开始，而教师自身革命必先从“自废武功”开始。

   　“自废武功”谈何容易。十年寒窗苦读，饱读圣贤之书，练就一身本领，突然间要我将之废除放弃，于情于理，都是难以接受的，也是万分痛苦的。

   　其实，让我们的教师“新课堂”建模行动中“自废武功”，废掉的陈旧的固化的已经驾轻就熟按部就班的那套规则和程序，而那些“内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以及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历久弥新的教育情怀，则是永远不可能“废”去也不能“废”去的。

   　当然，在“废”去旧有的规则和程序的同时，为了让崭新的课堂文化占领逐步清空的“内存”，新的规则和程序再次促使教师将原本陌生的、使用起来有些蹩脚的、常常感到手足无措的新观念、新范式尽可能快地变成自觉行为。

   　建构“新课堂”模型，始于颠覆“旧课堂”大厦。

   　那么，我们的教师之“自废武功”，首先要“废”去支撑“旧课堂”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已经形成并且已经通过大半个世纪的持续强化的习惯行为——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学理论以及他的“五环节”教学模式。

   　凯洛夫教学理念的核心是“三中心”，即教师中心、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他认为：“教学的内容、方法、组织之实施，除了经过教师，别无他法。”通过教学要使“学生领受既知的、为人类所获得的真理（知识）”，学生的任务主要自觉地牢固掌握和利用已为前人所发现和整理的知识，“并不负有发现新的真理的任务”。“教科书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学内容是具体体现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之中。”“教科书只能采用确定不移的、颠扑不灭的真理，而不是科学上尚无定论或正在争论的意见。”“学校教育工作主要是在课堂上对组成各班的学生进行的。”“课堂教学应是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

   　很显然，凯洛夫片面强调了教师的“教”而无视学生的“学”，将“教科书”与“教材”划上了等号，无视丰富多彩的信息资源，并且将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源泉禁锢在课堂之中，忽略了学生在课堂之余的阅读、探究以及生活实践也是学生获得知识与能力的重要途径。

   　“新课堂”首先主张的是学生的“学”，学生无学，教师便无从教起。当今社会信息资源包罗万象，信息渠道四通八达，单纯依赖于教师、教科书和课堂的学习，无疑是落后的，低效的，是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

   　正是在凯洛夫这种教学理论的支撑下，形成了我们一直奉为“圣经”的“五环节教学模式”——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由于历史上兼具政治执行色彩的持续强化，曾经在我国教育史上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广大教师不仅耳熟能详，而且，已经潜移默化为课堂教学的习惯。

   　从50年代末开始，苏联逐步抛弃了这种过时的思想与模式，而这一教学理论与模式自解放初期进入我国以后，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日益强化。今年教师节，德育处倡导“为老师减负”的学生讲课活动中，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些从未接受后教育理论熏陶和训练的孩子们也同样是很自然地在按部就班地使用着凯洛夫同志的“五环节教学法”。

   　课堂教学改革从教师自废武功开始，教师自废武功自废去凯洛夫模式开始。

   　在具体行动上，第一要废去“滔滔不绝”的武功。教师讲得精彩，不如学生学得精彩，教师滔滔不绝、滴水不漏、面面俱到、天衣无缝的讲解之功必须废去，以“讲深讲透”为宗旨的教学追求必须废去。其次要废去在课堂上罗列知识点，对学生反复进行机械规训的操练之功。因为这是以为“考”而学、为“学”而学的功夫。

   　只有教师重新建构全新的教学理念，彻底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在真实的教学情景中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也只有当“知识不再局限于教材”，“教学主体不再局限于教师”才能实现“课堂不再局限于教室”，从而极大程度的保证师生双方在教学中得到最大的快乐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