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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发布时间:201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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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发布

改革开放的30年当中,素质教育几乎是中国的教育领域,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新词语。 从上世纪80年代这个新名词一出现,就在教育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赞成与反对者的声音都很热烈而响亮。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与讨论,并在实践层面进行了不少开创性的探索,直至后来被写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文件和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素质教育形成为基础教育领域里一次声势极为浩大的改革。 说到素质教育,人们会很自然地提到柳斌同志——在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任上的十几年中,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和精力,致力于推行和推进这项以提高社会主义公民素质为目的的改革。 日前,记者来到教育部一间明亮的办公室,就素质教育话题采访现今已71岁的柳斌同志。身为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柳斌同志仍然在为教育奔忙,而且他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调研素质教育的实施情况。在这位教育战线的老兵、老领导心中,素质教育是一种心之所系。 “作为素质教育概念的提出者和实施的见证者,请您谈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过程。” 听到这样的提问,柳斌同志笑了:“一些媒体都问过我这个问题。而第一个这样直接问我的人是陈至立同志。”1998年,国家教委改为教育部,时任党组书记、部长的陈至立同志找到柳斌同志问:“听说素质教育这个提法是你提出来的,你是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柳斌同志回忆说,“我当时想了想说‘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不是由我最先提出来的’。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到80年代中期,素质教育的概念是迟早要出现的,那个时代背景已经形成了素质教育呼之欲出的气候。” 1985年,柳斌同志从江西省副省长调任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为了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对教育相继提出了几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给北京景山学校‘三个面向’的题词,二是针对教育目标提出培养四有新人,三是在‘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响亮口号。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进一步对素质的概念作了阐述,当时提出要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这个责任是整个社会的,但最终还是要落到教育部门。”百废待兴的年代,国民经济要搞上去,不光需要高等专门人才的支持,也需要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的支持。“在那种情况下必然会把提高素质的问题跟办好教育联系起来。” 彼时,在教育内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火药味”极为浓烈。柳斌同志甫一上任,就被一个中学生的自杀事件所震惊,那个14岁女孩的名字和事情经过他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足见对当时这位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的新领导刺激之深:女孩考高中没考上,喝了农药,死前对着录音机哭着跟父母讲了一段话,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辜负了父母的培养,希望弟弟能够实现父母的愿望将来考上大学。“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此类事件很多,片面追求升学率不改不得了!我是管基础教育的,这些事件触发我去思考。”那时,国家教委刚刚组建,党组对于如何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很重视,成立了专门的国家对策小组,柳斌同志任副组长。“我当时考虑过,不应当办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那我们应当办什么样的教育?这就很容易联系到教育应该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这是基础教育方向问题。”——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素质教育自然而然地被“呼”出。这是一个从中国本土产生的而非从外国搬来、在思考基础教育性质后提出的概念。柳斌同志一再强调:“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至于由谁提出来并不重要。而把‘素质’和‘教育’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变成‘素质教育’这个词,还说不清是谁的原创,但我可能是比较早使用这个词的。” 从素质教育概念的提出,到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前后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众所周知素质教育之路的艰辛。柳斌同志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1985年算起直到1993年,可看成是素质教育的酝酿、讨论阶段。有赞成素质教育提法的,也有反对的,而且反对的意见在各个层面都有。“我在这期间讲过的一些关于素质教育的观点不断受到批驳,有的言辞非常激烈。尤其是一些搞理论的同志有不同意见,这也是正常的。”那是8年的自由讨论时间,无论是会议材料还是见于报章的对素质教育的正反意见都很多。“这实际上为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做了准备,使素质教育的理念能够更充实和更全面,基础更深厚。”1993年,由国务院批准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写上了“基础教育要由片面追求升学率转向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接下来的5年,应该说是素质教育的试验和探索阶段。1994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除了研究解决“普九”、民办教师转正等问题,还明确提出“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轨道”。会议之后,国家教委就开始在几个地方开始素质教育的试点工作,并于1995年和1997年在湖南汨罗、山东烟台召开了两次素质教育研讨会。当时,许多地方学习试点经验,同时也搞自己的试点,进行了诸多素质教育的有益尝试。而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教会,则标志着素质教育走向了全面推广阶段。从这以后,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每年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报告都提到素质教育,政府文件也都提素质教育。到2006年,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第一次把素质教育纳入法律的体系。 素质教育的推进过程,就像这个概念为人们所接受的过程一样,充满曲折和坎坷。在这个过程中,柳斌同志曾“五谈素质教育”,回答社会的种种疑问、困惑甚至责难。他认为,素质教育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它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要靠实践去回答;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应该是政府行为,因为这涉及社会的变革,政府的倡导对推动改革至关重要;素质教育的阻力这样大,因为它涉及千家万户和很多人的利益,阻力来自教育观念的、干部政绩观念的、考试制度的、教师教学的、评价体系的、社会用人标准的等方面。 经过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素质教育正逐渐成为中小学的一种教育自觉。柳斌同志说:“素质教育发展到现在,有几个特点可以说明形成了比较好的态势:一是素质教育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二是出现了一批积极推行素质教育的好学校,三是涌现出了多种很好的实施素质教育的模式,四是新课程教材改革、高考制度改革为素质教育实施带来新的希望。” 素质教育20余年的推广和推行,最重要的成就是使人们的观念和对教育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转变。尽管实施素质教育的前路任重而道远,“但我充满信心。”柳斌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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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

职位: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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