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中学— —运城退休政法委书记：10年140万元资助118名贫困生

　一双破旧的手工布鞋，一小瓶不知名的普通白酒，蓬乱的头发。说话干脆利落，很少使用叹词，让人感觉到几分运城人特有的率直。咂巴几口小酒，点燃烟灰缸里短到几乎烫手的烟屁股，采访才算正式开始。

　　如果不是事先介绍，记者绝不会相信眼前这位“土得有点掉渣”的老人退休前曾是运城地委政法委书记，更不会相信他是一位出版数百万字著作、身家百万的作家。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从2002年退休至今的将近十年中，他把自己140万元的出书所得，悉数资助118位贫困学生。

　　出身寒门因贫卖掉弟弟

　　采访从张世贤对童年的回忆开始，张世贤童年中，贫穷是他最深刻的记忆。

　　今年69岁的张世贤，出生在万荣县斜口村的一个贫苦农家，在弟兄五人中排行老二。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解放后曾先后在万荣县的庙前乡和宝井乡任职。

　　张世贤的母亲一直体弱多病，为给母亲治病，父亲最终做出了将四弟“送人”的决定。1951年的6月9日，9岁的张世贤背着四弟到10公里外的一个陈姓人家。这10公里的山路成了张世贤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段路：“当时家里人都不愿说是‘卖’，当时母亲身体很是不好，为了准备后事，也是不得已的办法。我和弟弟临走时都哭了，母亲也哭成了泪人，父亲则是蹲在墙角一声不吭。”

　　张世贤送走四弟，换回了五石小麦、一副棺材和一身寿衣。五石小麦最终解了张家的燃眉之急，由于母亲的病情趋于稳定，棺材和寿衣自然也就派不上用场了。

　　家境的贫寒让张世贤懂得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好好读书。从小刻苦的张世贤从晋南教育干校毕业后到基层工作几年后被调回当时的运城地委组织部，此后相继担任闻喜县委书记、稷山县委书记、运城市（现盐湖区）委书记。张世贤因在闻喜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为政界所熟知。1991年，张世贤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干部称号。

　　为了照顾七旬的母亲和残疾的五弟，1993年10月，时任临汾地委纪检委书记的张世贤主动申请回到运城，任当时的地委政法委书记直至退休。

　　官员作家出书筹集百万善款

　　张世贤的最大爱好就是读书，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无书可读。参加工作后，他最主要的业余生活就是读书。“小说、散文，历史、人文，只要好的书就读，退休以后每年能看上百部。”

　　和别人读书不同的是，老张看的书多了，生出了写书出书的念头。

　　2001年3月，退休后的张世贤开始了他的著书计划。写什么？老张首先想到了自己从政30多年的心得体会。一年后，老张的处女作《农村工作实践与思考》付梓出版，反响很好。处女作的成功更让张世贤信心百倍，《书记生涯》《三莲追星》《足迹》《心迹》《晚霞集》《公仆梦·公仆情》《晚霞集（续篇）》《百岁梦》，作品一部接着一部，老张俨然成了一名职业作家并被山西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2011年5月，张世贤的新作《我与贫困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个月后，张世贤主编的《我爱你中国》由华夏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张世贤正式出版发行的作品已经达到了11部。

　　11部著述给张世贤带来的是名利双收。作为一名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官员作家，张世贤的作品受到了各界关注。退休后享受正厅级待遇的张世贤本已衣食无忧，写书出书的丰厚利润更是使他成了退休干部圈子里小有名气的“富豪”。

　　“这几年出书，保守估计利润在百万元，加上我到各个部门推销作品的收入，应该不少于150万。”张世贤并不避讳自己的售书收入，他告诉记者，自己希望能赚到更多的钱，“有了钱才有做善事的底气和资本。”

　　谈到自己资助贫困生的初衷，老张坦言自己是穷人出身，知道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好好读书，但有的人家因为经济困难娃娃往往上不起学。“我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就想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娃。”

　　截至目前，受张世贤资助的贫困生达到了118名，资助总额达到了140万元。他资助的学生涵盖了山西、河南、辽宁、安徽四个省，其中6人考入清华、北大，60多名考上了包括山东大学、天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斯特林大学在内的国内外名校。其中资助最多的两家各兄妹三人，每家资助超过20万元。

　　当初目标是资助一百名贫困生

　　张世贤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资助的第一个贫困生裴奋的细节。

　　2002年3月21日，张世贤到芮城县养病。第二天一大早，老张像往常一样外出散步，一处大棚中的景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大棚里的草莓早已枯黄，一位中年人站在大棚前一脸无奈，不时地把大棚里的草莓苗拔起扔向路边。“你这大棚里栽的是什么呀？”对方的回答让老张吃了一惊：“倒霉！”明明种的是草莓，对方竟说成是“倒霉”，老张觉得其中必有故事。

　　这个中年人姓裴，原本是芮城县橡胶厂的工人，2001年工厂破产后下了岗。裴师傅四处筹钱在县城南边租种了几亩土地，建起了蔬菜大棚，种上了从河北一带引进的草莓品种。但不巧的是，大棚建起就碰上了连绵的秋雨。由于雨水太多，刚刚结果的草莓成片死亡。

　　裴师傅哭丧着脸告诉张世贤，儿子裴奋正在北京化工学院上学，每年8000元的学费，原本指望大棚的收入给孩子凑学费，也因草莓绝收而泡汤。

　　裴师傅的遭遇让张世贤心生同情，他当即掏出了身上仅有的860元：“我身上没带更多的钱，这些钱你先拿着，以后有困难，我还会帮忙的。”随后他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裴师傅，但此后再没有了裴家的音讯。直到2008年，张世贤终于打听到了裴奋毕业后在一家外企打工，收入颇丰，父亲的大棚经营得也越来越好，老张这才放了心。“裴奋是我资助的第一个贫困生，但因为当时没留下裴家的联系方式，后来一直没能再资助他。”说起和裴奋的缘分，老张话语中有几分遗憾。

　　张世贤资助贫困生的善举就此而一发不可收。他给自己定下了资助一百名贫困生的目标。如今，受张世贤资助的贫困生早已超过了他的目标，达到了118名。

　　裴喜燕现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读博士，2005年以682分的成绩考入北大，但高额的学费难住了靠种地为生的裴家人。当时正在运城中学收书款的张世贤听说此事后，当即将收来的3000元书款交给裴喜燕。此后的5年中，张世贤先后资助裴喜燕4万余元。在张世贤珍藏的300多封与被资助学生的来往信件中，有25封是裴喜燕从北京寄来的，大多是汇报自己学习生活情况的。在信中，喜燕对恩人的感激之情充满字里行间。

　　现在宁波海军某部服役的贾娜，是清华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兵。2005年以619分的高分从永济中学考入清华大学，但每年1万元学费同样挡住了这个农家姑娘的求学路。张世贤在永济市政府一位官员的介绍下，将贾娜列为自己的资助对象，先后资助贾家三姐妹23万元。

　　多赚钱才能多资助贫困生

　　张世贤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写书。每次新书出版后，他都会骑着自己的破自行车到运城市的各个单位推销新书。市里各个单位的领导不少是张世贤的老部下，看到老领导来推销新作，自然不能不给面子。“但推销得多了，有的单位开始怕我去，甚至私下里还有各种议论和嘲讽，这我也知道，但一想到可能有娃上不起学，我就把老脸豁出去了。有人问我，张书记，你又不缺钱花，退休后该享享清福，何必低三下四求人。但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清朝有武训乞讨办私塾，接纳上千贫困生读书，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行呢？”

　　为了筹集善款，张世贤从2005年开始担任了6家报刊杂志的发行员，每年隆冬三九天，到各县（市、区）订报订刊。凭借自己的关系网先后征订报刊杂志七千多份。他将订报所得的五万多元也悉数捐出资助贫困学生。

　　张世贤的爱人潘婉珍告诉记者，老张为了提高订报效率，有一段时间，每天上午他都会到附近的县城售书订报，中午再赶到乡镇，午饭就在乡镇食堂解决。本来胃口不好的老张这么一折腾，胃病更加严重。

　　张世贤最初资助贫困生是瞒着家人的，但终究“纸包不住火”。事情“败露”后，老张和家人耍起了性子：“我拿我的书款资助娃，又不花你们一分钱！”其实，老张老两口各自的退休金都有四五千元，家人担心的是他的身体。但家人终究还是没能拗过倔强的老张，最终，爱人和三个孩子也被他“同化”，加入到了资助贫困生的队伍中。“资助贫困生不仅仅是几个钱的事，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的交流、心灵上的沟通、行为上的帮助，这样才能使他们健康成长。”张世贤的新书《我与贫困生》收录了他资助的部分贫困学生的故事，以及这些在此过程中相互间的来往信件。“现在我和贫困生的来往书信有300多封。他们喜我喜，他们忧我忧。他们有什么心思和苦闷，只要信中提及，我都会有针对性地给予解答。”

　　每年的春节过后，张世贤都会在运城大酒店召开一次座谈会，受资助的学生都会尽可能地参加。“一来是发个红包，看他们有什么困难。二来是了解一下他们在学校的情况，同时还向他们提出要求，帮助他们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

　　钱如粪土，撒出去才有用

　　“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采访中，张世贤重复最多的一句话。“钱就像粪土，撒到地里可以使庄稼成长。把金钱奉为神明，它就会像魔鬼一样降祸于你。”

　　一开始，为了资助贫困生，张世贤发动亲友到处打听，只要听说哪个村里有娃上不了学，他就会专程前往，少则几百，多则数万。随着“资助贫困生”的名声外传，不少家长和贫困生开始找上门来，请求老张能给予帮助。

　　有人不理解老张，“别人说我辛辛苦苦写书赚钱，再辛辛苦苦四处打听哪里有贫困生，捐助他们，图个啥？我跟他们说，我小时候穷，知道没钱上学的滋味。如果一个好苗苗因为经济困难上不了大学，那国家不就会失去一个栋梁，社会就少了一个希望。”

　　“在我资助贫困生的过程中，不少人对我说全国的贫困生多着呢，你哪能资助完？要量力而行，现在不少人都怕你到他们单位推销书，要不是看在你是一个有威望的老干部，他们才不买你的账呢。还有一些人给你难堪，资助多少贫困生才是够呢，何苦呢？但不管他们怎么说，资助贫困生，我是铁了心的。”

　　慷慨资助别人的老张对于自己很是苛求。1988年8月，时任稷山县委书记的张世贤被查出患有食道癌，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在北京手术前，张世贤给运城地委的一位领导写了一封短信：“我下周就要动手术了，手术台也许就是断命台，人在中年却不能为人们做更多的事，我觉得有些遗憾。我没有别的要求，希望借这三张薄纸交代一下我的后事：身后火化，死在北京不往回拉；不要换衣服，以减少开支；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挽幛。那是白花国家的钱……”幸好手术异常顺利。

　　2007年初冬的一天，张世贤把妻子和3个孩子找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老张郑重其事地给孩子们交代“后事”：“我准备从我的书款中拿出13万元留给你妈妈养老用，你们姐弟三人每家留两万五，其余的全捐给社会。”

　　“钱是身外之物，给子孙留钱不能多，要靠他们自己奋斗，打一片天地。钱如粪土，只有撒出去才有用。”张世贤告诉记者，只要身体允许，自己会一直坚持下去，继续出书，继续资助贫困学生，力争有生之年再资助一百名贫困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