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管理的民主追求

一

 做校长两年多了，我至今依然觉得我还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学做校长。这样说并不是谦虚。我当然看过一些管理的书，也曾经向国内教育管理的专家们请教过。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学习，还是实践，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作为校长，每天向老师们学习，我觉得是最好的“校长培训”。

    尽管如此，这不意味着我在教育管理上没有自己的主动追求。恰恰相反，如同我把做班主任和教语文视为我实现社会理想的方式一样，我把做校长也作为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途径。那么，我的社会理想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教育实践，尝试民主生活，体验民主精神，实施民主启蒙，为共和国培养公民。

九年前，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曾写下题为《民主与教育》的论文，我这样表达我对“民主”的理解――

民主，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通俗地说，是一种管理国家的方式。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或者说政府形式），民主的核心程序是通过人民的选举（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产生领导人；同时，人民能够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参与国家的决策。而这正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对立之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其蕴含的最根本的精神实质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权利（各方面参与的社会权利）和精神世界（思想、感情、个性等等）的尊重。
但是，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后者是前者意义上的扩展与引申。这是对民主更为深刻的理解。将民主看做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即认为民主不只是一种形式或者说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修养。这种内在的修养体现于日常生活和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相信人性的潜能；相信每个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家庭背景、经济水平，其天性中都蕴含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相信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人与人之间是能够和睦相处能够真诚合作的。民主的生活方式，意味着自由、平等、尊重、多元、宽容、妥协、协商、和平等观念浸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体现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和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民主的政治制度需要社会土壤，这“土壤”便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同样，民主的生活方式需要制度保障，这个保障制度便是民主的政治制度。
但在今天，我们尤其应该强调民主的生活方式之于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因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民主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政治体制与国民素质的关系，所谓“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没有民主的道德基础，所谓民主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因此，如何在民主生活中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进而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社会道德基础？这正是民主教育应该解决的问题。

我正是怀着对民主这样的理解和民主理想，来到学校做校长。甚至可以说，这也是我愿意当校长的唯一原因――我愿意通过力所能及的尝试，看一看今天的中国教育，究竟有多少实施民主管理和民主教育的空间？

二

“立大志，做小事。”这是我经常教育学生的话，我也以此告诫自己。民主，是一个宏伟的理想；但对我来说，意味着从学校做起，从班级做起，从课堂做起，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

民主精神之于学校，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课堂的民主教学，班级的民主教育和学校的民主管理。我和我校老师们也正是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探索。课堂的民主教学，主要表现为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尊重与引领。通过“导学稿”和“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机结合，把教师教的过程变成学生学的过程，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班级的民主教育，主要表现为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尊重与引领，把成长的主动权还给学生，指导学生在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中走向成熟，让他们成长为人格高尚、个性鲜明、精神自由、行为规范的现代公民。学校的民主管理，主要表现为对教师发展动力和能力的尊重与引领，通过文化建设和制度设计，尽可能给教师自我培养的空间，让教师成为发展的主人。

本来这三个层面都可以展开论述，但今天的重点是谈学校管理，因此，对于课堂的民主教学和班级的民主教育，我暂且略去，而只谈学校的民主管理。

民主治校，是我追求的一种理念和实践。作为理念，其核心是尊重每一个人（教师、职工和学生），让每一个人都是有一种主人翁责任感；作为实践，其核心是通过一定的程序让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参与学校的建设，推动学校的发展。民主治校的目的，是充分激发每一个人的责任感和创造力，并培养或增强每一个人（包括校长本人）的公民意识，以实现个人成长与学校发展、个人幸福与学校繁荣的和谐统一。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境界，甚至悲观点说，这种理想境界永远不可能抵达，但我们可以朝着这方向努力，在点点滴滴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一步步逼近我们的理想。

换一个角度说，民主意味着“尊重”与“遵守”：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并彼此尊重；对经由大多数人认同的制度、规则、纪律的遵守，对公共秩序和公共规则的遵守。尊重，是对精神而言，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思想自由、精神个性、参与欲望、创造能力等等。尊守，是对行为而言，大到一个社会，小到一个团队，规则是和谐有序的保证，某些时候克服个人的欲望而服从大家都必须遵守的规则，正体现了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自我中心，不但不是民主，反而会妨碍民主。其实，“遵守”也是一种“尊重”，因为遵守符合大多数人认同的制度，正是对民意的尊重。只是，这里为了突出制度的重要性，因而特别提出“遵守”。                                                                                                                              

一切由校长说了算的专制主义，当然不是民主。而一切由教师说了算的民粹主义，也未必是民主。民主，是各种思想的理解或包容，是不同利益的妥协或让步，是众人智慧的集中或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一种和谐。

学校管理的民主追求，在我的实践中体现于四句话：“以人为本”、“以人为善”、“以身作则”、“以规治校”。

 三

“以人为本”，就是把人（在校长眼里，这里的“人”首先是教师）放在首位，尊重人性，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包括精神诉求和物质欲望），维护人的尊严，尽可能让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精神发展的空间与前途。“以人为本”当然不应该是口号，而应该成为行动。理念必须化为细节才有真正的生命。

在拙著《民主与教育》中，我曾说过，教育更多的是人文而不是科学。在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准确的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已经融为一个整体。因此，陶行知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教育是如此，教育管理也是如此。如果说，在教育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在教育管理中，校长和教师的关系同样不应该是人与物的关系。所谓“目中有人”，在教师眼里，这里的“人”应该是学生；那么在校长眼里，这里的“人”首先应该是教师。我想再次重复一遍：民主的核心是尊重。爱因斯坦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阿克顿说：民主的实质，就是“像尊重自己的权利一样尊重他人的权利”。 因此，作为体现民主理念的“以人为本”也是一种尊重。

作为校长，面对的是知识分子，因此就应该尽可能按知识分子的特点管理知识分子。什么是“按知识分子的特点管理知识分子”呢？对此，我说不出太多理论，但我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以前没有当过校长，但我长期当老师，于是尽量站在教师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作为老师，我自己不喜欢校长伤害我的自尊心，哪怕我做错了，也希望校长能够和颜悦色地和我谈心，那么，我现在做了校长就尽量不要伤老师的自尊心。又如，作为老师，我不仅仅满足于物质利益的增长，我还要看自己在工作上在学术上在事业上是否有发展空间，那么，我现在做了校长，就尽量为老师们提供或创造发展的机会或空间。由此得出结论，相比起其他劳动阶层，知识分子更讲面子（也就是“尊严”），而且在关注自己物质利益的同时还看重精神关怀。作为校长，维护老师的尊严，满足老师的合理的物质精神需要，就是按知识分子的特点管理知识分子。

在维护老师尊严方面，我有过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我曾经对照山东杜朗口中学崔其升校长检查自己的差距，感到自己魄力不够，对老师要求不严。于是，我曾经在大会上对迟到的老师点名批评，还有一次我让犯了错误的老师在全校做检讨。从道理上讲，我这些做法不能说错了。但是，作为成年人，老师都是很看重自己的面子，能不能在严格要求严肃教育的同时，能够充分尊重这些老师的面子呢？因此，我渐渐放弃了这种伤害老师自尊心的教育方式。现在，对于犯了错误的老师，我往往是请到办公室狠狠批评，有时候还让被批评者流泪，但我再也没有当众点名批评过老师们。相反，有时候当有的老师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而我不得不在大会批评的时候，我都让当事人回避，尽可能照顾这位老师的自尊心。我知道“铁面无私”的合理性甚至必要性，但我总觉得，如果能够用更人文的方式教育犯了错误的老师，是不是更好一些呢？也许我这样想这样做有点理想化了些，但我们对学生都要强调尊重，何况是对老师呢？

我总是提醒自己，一个优秀的校长一刻也不应该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教师。

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也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所谓“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首要的含义是，面对学校的发展，每一个人都有同等关注和参与的权利，也就是说，哪怕是具体到一个小小的建议，无论是校长，还是老师，无论是职员还是学生，甚至学生家长，权利是平等的，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说话都是同样有分量的。所以，我在网上论坛里长期设立“征集金点子”的主题帖，让老师们提建议；平时在和老师们谈心的时候，尽可能捕捉老师们的“金点子”。说实话，现在我也无法保证每一个老师的建议都能够采纳，但只要我觉得合理而且可以操作，我都采纳了的。比如，某语文老师在网上建议，在会议室、办公室摆放一些绿色植物，既净化空气，又愉悦心情，于是现在我们的办公室和会议室都摆上了花草。又如，和一位数学老师谈心时，她谈到学校的会太多，能否减少一些，以减轻老师们的负担。于是，我们将教研组长会和班主任会错开，由过去的每周都开，到现在的间周一次。再如，某政治老师给我建议，可以把年级组的管理相对独立，每个年级都由一位副校长直接管理，强化年级组功能。听了吕老师的建议，校长会经过论证，改革了学校管理体制。这些老师在我们学校都是普通老师，但他们的建议却不同程度地改进了学校的管理。对学校来说，他们很重要。

我要强调的是，当我说出“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是有重点指向的，因为我们每说一句话都是有针对性的。所以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作为校长，要尽可能关注那些平时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人，让他们感到自己的重要。于是，有一年教师节前，我们通过暗中录像，拍摄了许多普通老师和工人坚守岗位、敬业奉献的普通场面，然后在教师节庆祝大会上播放。于是，在本学期开学典礼上，我发表的新学期致辞是《向普通而光荣的劳动者致敬》，表扬了十五名默默无闻的班主任、科任老师（包括代课老师）、图书管理员、清洁工人、食堂师傅、门卫保安……我这样做，决非故作姿态，而是在真诚尊重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同时，引领全体学生的价值观，让他们通过身边的人感受到，什么叫做“平凡中的伟大”。

帮助教师成长，满足他们成功的愿望，这是最大的人文关怀。作为公办学校，所有经费都源自教育局拨款，因此作为校长，我手里没有可供支配的一分钱。我当然也想方设法为改善老师待遇而奔走呼告，但毕竟不是我能够决定的，而为老师提供成长的机会，并提供展示他们成果的平台，我却可以做主，因为在这方面我拥有独特的资源。于是，我先后请来国内一流的教育专家（如朱永新、魏书生、程红兵、卢志文等老师）来我校做报告，和老师们面对面地交流。于是，我通过私人关系，让我校班主任每个月都免费获赠《班主任》杂志、《班主任之友》杂志，而且十多位老师老师们还在《班主任之友》上发表专栏文章。于是，我联系出版社，为我们的老师出版专著，以我校老师为主要作者队伍的《李镇西团队丛书》已经列入国家出版社出版计划。目前，由我校郭继红等几位老师合著的《给新教师的建议》已经出版，而《武侯实验中学老师教育随笔精选》和《武侯实验中学老师教育故事精选》已经联系好出版社，正在编撰过程中。这些举措，既满足了老师们的成功感，又或多或少让老师们有些经济收益。作为校长，我很欣慰。

以人为本，通俗地说，就是要关心人。对校长来说，关心老师应该是他的常规工作。我这个人比较粗心，所以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但是我还是力所能及地向老师们表达我真诚的关心。我长期当班主任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每到孩子们生日那天，我都要送上祝福。沿用这个做法，我当校长也尽量在老师们生日那天送上一份祝福。为了把老师们的生日记住，我想了很多办法：把老师们的生日放在电脑桌面，打印出来揣在身上。后来我想，这份关心不应该仅仅是我个人的，而还应该来自学生，所以上学期，我开始把老师的生日告诉学生，让老师能够获得来自孩子的祝福。再后来，我又想，这份祝福还应该来自整个学校的师生，我应该把我一个人的关心变成整个学校的温暖，所以，从本期开始，学校在每个老师的生日那天，都在校门口写上几句祝福，并送上生日蛋糕。另外，对老师们请病假，以前我曾比较天真地说，不鼓励老师带病上班，因病请假不扣钱，带病上班要扣钱，后来证明这样做不但不现实，也违背了有关规定。但是，从去年九月起，凡是老师请病假，只要我知道，我都要求学校其他校长亲自去家里或医院看望（有时候是我亲自去看望）。对于学校有特殊情况的一些老师， 我都尽量利用晚上家访，把真诚的关心送到老师心上。尽管目前我家访过的老师不过三十来位，但我认为，重要的不是走访了多少老师，而是是否真正把每一个老师放在心上。对此我远远还做得不够，我经常感到歉意的是，至今还有老师的困难我并没有帮助解决。但我会继续尽力的。       

四

“以人为善”（本来人们通常说的是“与人为善”，因此这个词是我的杜撰），从字面上讲，就是把每一个人都视为善良的人，并与之和谐相处。具体落实到我这个校长，就是要最大程度地相信老师，以宽广的胸襟对待每一个老师，包括对自己有意见的老师。我刚到这个学校，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别把教师当“刁民”》，我这样写道：“一个优秀的校长，一刻也不要忘记自己同时依然是一个教师。这话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不要如鲁迅所说的‘一阔脸就变’，要多站在老师的角度思考问题。多想想自己当普通教师时对校长的期待――当初自己最反感校长做什么，现在就尽量避免；当初我最喜欢怎样的校长，现在就尽量去作那样的校长。比如，我做普通教师时，最反感校长不信任教师，总把教师当‘刁民，现在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无限地相信教师，不要把教师设为’假想敌。”

将近三年过去了，我在这个学校也经历了一些小小的风浪，可我现在依然坚守这样的基本原则：不把老师当刁民，相信绝大多数老师都是善良的。

而事实上的确也如此。我们的老师真的经常让我感动。做校长的，就是要去发现老师们的善良。我在网上写过一篇短文《把你的眼睛借给我》，写了我偶然发现的许多普通老师日常工作中点点滴滴让我感动的细节，结尾我写道：“上面所谈到的我们老师的感人细节，只是我偶然看到和听到的，这些知道的事只是实际发生的万分之一！还有更多的爱的细节我还不知道。 所以，在这里，我诚恳地请求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把你的眼睛借给我，帮我看看，在我们武侯实验中学，还有哪些人值得我们尊敬，还有哪些细节应该载入我们心灵？”两年过去了，这样的细节在我心中积蓄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曾通过颁发“新教育之星特别奖”的方式，表扬过一些普通老师在细节上表现出来的善良。我曾对初三的老师说，每当我感到累的时候。我就想：“我有初三的老师累吗？他们要晚自习，我不上；他们周末要辅导优生，我不辅导；他们当中不少老师每天早晨要挤公共汽车上班，我不用……”现在我也是这样想的。初三有的老师或许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总体上讲，他们都非常善良，非常尽责。实事求是地说，我对老师们的阅读习惯和思考精神还不太满意，或者说，老师们的专业提升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但从总体上说，老师们的敬业精神，老师们对孩子的爱，老师们的善良，我从来都是深信不疑，并且发自内心地佩服和欣赏。这是我对老师们最基本的认识，也是我管理学校的出发点。

并不是说，老师们和我的想法随时都能一致，更不是说我的每一个想法都能得到老师们的普遍赞同。但是，真正的民主应该蕴含着一种宽容精神。宽容，也就是要允许别人跟自己不一样――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等等。人们都知道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多数法则”，但现代自由民主同时也强调“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前者指的是在决策时应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后者指的是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也应允许其存在。如果你自己怎么想别人就必须这样想，你自己怎么做别人就必须这样做，那么这样的“民主”离专制已经不远了。

宽容精神的核心是思想宽容。当校长一定要有一种雅量，要允许别人发牢骚，尽管我不提倡老师们发牢骚，但客观上这种现象是无法消除的。回想我当老师的时候，不也有发牢骚，甚至埋怨校长的时候吗？这样一想，心里就豁然了。以前我曾经到这个学校来作报告，那时候我的身份是客人，是专家，可以说没有任何人会对我有意见，因为除了做一场报告，我没有在这学校做任何事情。而我当校长之后，就是具体的管理学校。只要管理，就必然会涉及人的行为甚至触及人的利益，且不说我有时候也犯错误，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就算我没有做错，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理解也不一样，因此产生意见、误解甚至怨恨，是很自然的。当校长的，一定要有宽广的胸襟，不但要善待理解自己的老师，更要善待不理解甚至和自己唱反调的老师。

对于正确的意见，我没有理由不接受，因为人家是在帮助我当校长。我不只一次因为不了解情况而错批评老师，让相关老师很委屈，我一旦意识到自己错了，从来都是当面向这些老师道歉认错。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面子的。对于一些因误解或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我的态度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把真相公开，因为我一贯认为，消除误解的最好办法，是把真相置于阳光之下。我总是相信大多数老师是通情达理的，何况我自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没有理由不磊落。曾经有抱怨学校干部奖金太多的短信在老师们之间传播，我便让有关人员把相关数据公开，而且形成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查看学校每人每月津贴收入情况的制度。至于个别人在网上发表一些不满的帖子，如果有必要我就公开解释，如果没有必要，我就不理睬，泰然处之。因为我相信，这个别老师也是一时激愤所为，未必有多大恶意。如果已经构成诽谤，甚至影响到学校和区的教育形象，自会有人去追究的，也不用我气急败坏。我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琐事上。作为校长，应该具备这种胸襟，应该拥有一种君子风范。

对于不同意见，我到是很关注言之有理的意见，哪怕只有部分的道理。因为这些意见，正是体现了“老师教我当校长”的理念。做校长一定要善于妥协。民主精神就包含着妥协精神。当今世界，尽管还有局部战争，但主流是对话，是谈判，是沟通――一句话，是妥协。在全球化的时代，“共识”和“双赢”成了最流行的词儿。“妥协”对各方来说，都是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总体利益最大就行了。大家坐下来，各自阐述自己的意见，可以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双方也可以争论，但同时还要倾听和吸纳对方的意见，最后在有所坚持的同时还得有所放弃，所谓“求同存异”。这里的“同”便是“共识”。妥协意味着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还必须正视他人的利益。同样有所坚持又有所让步，最终大家各占一块，即“双赢”。可以说，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我经常给老师们讲这个道理，同时我也尽量用这个道理来告诫自己。

温家宝总理的批示下来之后，区教育局领导希望我对老师们提出“跑步前进”的要求。刚开始，我在大会上给老师们提出“跑步前进”的要求，但不少老师给我抱怨很难做到“跑步前进”，特别是每天的“五个一”很难做到。还有老师直率地对我说：“你不能用你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我冷静一想，觉得老师们的抱怨声中有合理的因素，正如我们不能对学生搞“一刀切”一样，对老师也不能搞“一刀切”，要承认差异，允许每个老师在自己基础上有所提高，而没有必要都整整齐齐地“跑步前进”。所以，后来我对老师们的专业成长便没有再说“跑步前进”，包括“五个一”也只是提倡。还有课堂改革，最初也是希望能够所有老师同时进行，但后来也有老师想不通，不愿做，我想，学校搞课堂改革并没有错，但有的老师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搞或搞不好，与其在逼着老师在强迫命令下弄虚作假，不如让老师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符合实际的课堂改革。体现“学生主体”的课堂改革精神是一致的，但展现这种理念的课堂方式允许暂时不一样。这样一来，也许不那么轰轰烈烈，但可能课堂改革更加实在而有效。去年，初三老师对周末补课有意见，并采用了比较过激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意见。我知道后，首先想的是老师们的意见中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可不可以采纳？如何采纳？最后，我和学校行政没有批评更没有处罚任何一个老师，而是和老师们沟通商量，最后学校行政和初三老师达成共识，并建立了新的补课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次体现学校管理的成功范例，它体现了彼此宽容、双方妥协的民主精神。而之所以能够宽容和妥协，是因为无论是学校管理者还是初三的老师们，都有一个基本共识和道德底线，那就是学校的发展，高于一切；只有学校的发展，才可能满足和保证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作为一个校长，我坦然地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好校长，并愿意宽容尽量妥协，永远不以任何老师为敌（包括以后可能会对我造成伤害的老师），就是基于对老师们的两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第一，每一个老师都是善良的；第二，每一个善良的老师都是愿意学校发展越来越好的。

五

    “以身作则”，就是以自己的行动做出表率。这里的“则”就是准则、榜样。我经常想，其实许多是非标准人人都清楚，但人们往往用双重标准评价自己和别人。比如，现在人人都痛恨腐败，但内心深处又何尝不在惋惜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比如，人人都在痛骂专制者，但如果自己有了一官半职，又何尝不是暴君？对老师来说，会不会在校长面前是敢怒不敢言的臣民，而在学生面前便是霸气十足的皇帝？面对暴君秦始皇，青年项羽豪气万丈地说出“彼可取而代之”，这句话几乎可以代表无数农民起义领袖的梦想，所以中国几千年王朝更迭，就是一个皇帝取代另一个皇帝的历史。正因为如此，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拒绝第二次连任，用自己的行为展示真正的民主精神，便令世界感动，更令无数真诚追求民主理想的后来者热泪盈眶。

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专制的倾向。我甚至可以偏激地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专制的“原罪”。包括我在内。所以，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要当了校长，便忘记了教师的本色。所以，我不只一次地提醒老师们：“如果你把对学生的要求拿来要求自己，你就非常高尚非常优秀了！”

到这学校来之前，我一天校长都没有做过，也没有做过一天中层干部，因此，就管理学校的经验而言，几乎为零。但是，我不是没有一点信心，因为第一，我做过多年的班主任，我会把班主任工作中的一些有效做法移用在学校管理上；第二，我做过多年的老师，我会站在老师的角度思考，怎样做比较受老师们欢迎；第三，我面对的每一个老师，都可以给我出注意，教我怎样当校长。做班主任时，要求学生做到的，我尽可能首先做到。当老师的时候，每当学校领导提出什么要求，我几乎是本能地在心里说，你先做给我看看！现在当我作为校长在老师和学生的面前出现的时候，我总是很谨慎甚至有些心虚地想，我的言行符合一个教育者的规范和良知吗？

很多年前，我还是一名普通老师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杂文批评有的校长：“他们把学校当成自己的私人庄园或者是自己投资开办的企业。他们动辄以‘下岗’来威胁老师，唯独没有想到他自己该不该下岗；他们煞有介事地以师德要求老师们，而自己却通过学校修建、统一制做校服等等渠道大肆腐败；他们要求教师对学生循循善诱，可他们却常常对老师拍桌子打板凳；他们要求教师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可他们自己却三天两头不在学校而无人监督；他们要求教师下班后多花些时间在备课、进修或家访上，可他们的业余时间大多在麻将桌上度过……现在社会上对不正常的教师形象提出了许多批评，但不正常的教师形象往往是是不正常的校长形象的放大，所谓‘上粱不正下粱歪’――没有良知的校长，必然会有缺乏良知的教师！”现在我当校长了，多次重读这篇短文以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做我曾经痛斥过的那种校长！

当校长两年多，我最深切的体会是：“最好的教育莫过于感染，最好的管理莫过于示范。”这两句话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意思：身教胜过言传。

我要求学校中层以上行政干部做班主任，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对干部们说：“当干部就意味着多干活。老师们都看着我们，我们不能懈怠。如果我们不能作出表率，怎么能够说服老师们敬业奉献呢？”尽管后来因为一些客观困难，部分中层干部没有做班主任，但这些没做班主任的干部都上了课的。特别让我欣慰的是，我们学校除了分管后勤的书记，所有副校长都担任了班主任并上课。写到这里，我在被我的副手们感动的同时，还内疚，因为他们跟着我，付出的更多，而得到的更少。

我也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实事求是地说，现在我作为校长担任班主任，和过去作为一个普通老师当班主任，还是不太一样，毕竟还有繁重的校务管理工作，我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到班上去，所以也不得不找一位老师做助手，但是我做这个班主任，自认为还是很尽可能履行了职责的。只要我不外出，只要能够协调好学校管理工作，我都尽可能多地到班上去。上课、开班会、找学生谈心、处理突发事件、家访……虽然很辛苦，但我心里很踏实，而且感到快乐。有时候我在学校管理上遇到困难感到郁闷的时候，我往往就到教室里去，因为只要我来到孩子们中间，我就感到特别开心，所有郁闷都暂时忘掉了。无论是上课，还是做班主任，让我切身体会到老师的日常工作的艰辛，和学校一些规定的不可操作性。比如，班主任的吃饭问题，午休问题，因为有班主任的职责便比一般老师要困难得多。还有，学校文体活动和一些教学常规的冲突――有时候我要在正课以外给所有学生讲点事情都很难找到统一的时间，以及政出多门造成的班主任的无所适从，都是我做一个单纯的校长而无法体验的。这些问题，我做了班主任也不一定能够立马解决，但至少我多了一份对老师的理解，并开始思考如何改善管理。

要求老师做到的，干部首先做到。我不敢说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我们的确是尽量这样去做的。我希望老师们尽可能走进学生的心灵，和他们交朋友。我自己作为校长也经常把各个年级年的同学请到我办公室聊天。我经常在早晨上班的时候，推开办公室会看到门缝下面塞着孩子们给我谈心的信件，每当这时候，我总觉得很幸福，因为我终于成了孩子们不怕的校长。我们要求老师上班不迟到，干部首先要做到。只要不出差或开会，我每天早晨总是在七点左右到学校，很多时候在六点过甚至更早就到学校了。同样，只要是在学校而没有工作上的特殊原因，我都是六点过或七点过离开学校。以身作则并不意味着干部在每一个方面都和老师们搞“平均主义”，实际上很多时候老师们比我做得更多更好，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我总是希望我和我的行政干部们能够给老师们作出表率。又比如，我要求老师们通过互联网平台交流教育教学，在网站发随笔，在论坛发帖子，那么干部也应该带头。可以说，目前在学校网站，发帖最多的是学校的干部。比较突出的有王国繁副校长、易琼副校长，还有年级主任郑聪老师，都经常把自己的班级管理体会和教学得失写成帖子发到网上去。

有了率先垂范的行为，我们就更能够理直气壮地引导老师们了。在校园里面，无论老师还是同学给我问好，我总会同样热情地回问一声好，甚至主动向老师和同学问好。可是，我曾经在早晨的学校大门口发现，却有少数老师面对学生的热情问好却没有给同样热情地回礼。第二天，我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严肃地说：“我请这少数老师们想想，第一，礼尚往来，是不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处世准则？第二，如果你热情洋溢地给别人打招呼，别人毫无表情，你作何感想？第三，我们这样做，会给学生留下什么印象？第四，最让我感到可怕的，还不是学生感到难受，其实学生一点都不难受，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他们觉得老师嘛，当然可以不理学生的。可怕的地方正在这里！卑尊观念、等级观念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播撒进了学生的心灵之中！我希望从明天起，我们能够也给学生一个微笑，一声真诚的‘同学们好’。包括开车上班的老师，进校门时能够摇下车窗，给两边的同学挥挥手，说声‘同学们好’！我也希望每次离开学校的时候，能够给门卫师傅说声‘再见’。既是我们的素养，也是我们的教育！每一个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是教育资源，都是课程！因为最好的教育，莫过于示范。”令人欣慰的是，从那以后，我们学校的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同学们问好了。类似的例子，还有我们的升旗仪式，我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升旗仪式上站得最端正是学生，而不少老师则相当散漫随便。两年过去了，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在武侯实验中学的升旗仪式上，站得最端正的队列，是我们的老师！老师们用自己的行为给学生做了最好的示范。

    尽管对于校长们做班主任这样的安排，目前在老师们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老师就对我说：“学校管理者还是应该把所有精力用于学校的管理。”我们也在反思总结这样做的得失，但是，“以身作则”已经成为也将继续成为学校管理的一个民主追求。

六

     “以规治校”，这又是我杜撰的一个短语，意思是“用制度和规章治理学校”。本来我是想用“依法治校”这样一个现成的表述，但我想，第一，依法治校的主体更多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第二，对于学校管理者来说，本身并没有立法权，更多的是制定规章制度。所以我用“以规治校”这样的表述可能要符合实际一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在管理学校的时候可以不遵守国家的有关教育法律法规。

 以规治校，是在学校的微观层面上体现出一种与民主精神息息相通的法治精神。因为讲民主必然讲法治，没有法治的民主必然是假民主。就国家而言，法治精神体现于宪法至上的观念、遵守法律的观念、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依法监督行政权力机关的观念、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观念，等等。如果公民没有这些观念，民主的建立是不可能的――而这些观念恰恰正是民主的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民主精神与法治精神息息相通。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应该是法治精神的核心所在。“法律至上”意味着不允许存在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专断的权力，意味着任何人不会因除违反法律外的行为受到法律的惩罚。是否遵循“法治至上”的原则，是受法律约束的政府与专横政府的界限所在。在实行法治的地方，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首先是对政府的约束；而公民自觉地依法监督行政者正是体现了真正的法治精神。

将上面的理解移用于学校管理，就意味着学校要通过老师们的参与制定出一整套规范和制度，以形成大家都必须遵守的公共规则。校长管理学校，必须依据这些规则，校长本人也受制于这些规则；同时，面对这些规则，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国家的制度我们无法去参与建立，但在一个学校，校长完全可以带领学校的每一个人参与制度的安排和建设。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好的制度可以抑制我灵魂深处的恶，让我随心所欲变成不可能。同时，好的制度也让我这个校长轻松了不少，因为制度和规则凝聚的是大多数老师的智慧。我始终相信，一百多老师的大脑绝对胜过我一个人的大脑。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出绝大多数都认可的规则，然后人人遵守，这是现代管理的有效形式。这里的规则，实际上就是科学的规章制度。但是第一，这里的规则，应该让被管理者参与制定，这体现了对人权利的尊重；第二，好的制度应该是让优秀的教师感觉不到制度的存在，而不自觉的教师处处感到规则的约束。

我来做校长之前，学校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管理规章制度，我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尽量不增加新的规定（注意，是“尽量不增加”而非“绝对不增加”），而是尽量让这些已经有的规定落到实处。如果说我对这个学校的民主管理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那就是我在制度的安排上有所创新，具体说，就是创建了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学术委员会三个机构互相协调又互相制约的民主制度格局。

所谓“校务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学校所有的行政干部。在一些学校，这就是学校所有决策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机构。而在这个机构中，往往又是校长一言九鼎，最后是校长说了算。在我做校长后，我尽量避免独断专行，独自决策，而是充分尊重党支部书记，尊重其他行政干部，尊重老师们。当然，这三个尊重不能寄希望于我的品德或者说“自觉性”，而是受制于另外两个机构：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换句话说，我这三个尊重，是制度的规定，而非道德的驱使。是“必须”而非“自觉”。不光是我，整个校务委员会都只是我们学校权力格局中的一部分。

所谓“教代会”，当然是指每个学校都成立了教工代表大会。但是，我可以非常自豪而无愧地说，在我们学校，教代会绝不是一种摆设，而是能够发挥实质作用的权力机构。我刚来不久，便列席了一次教代会，发现不少代表没有来开会。会后我找到其中一位代表，问他为什么不来开会。他回答：“教代会纯粹是一种形式，走过场而已。”我当即严肃地对他说：“事实会告诉你，我当校长期间的教代会究竟是不是搞形式走过场！”当时，我心里真的很悲哀，同时也很悲壮，我想：如果我们学校的教代会果真成为一种摆设，这将是我这个校长的耻辱！两年多里，我们的教代会显示了自己的硬度，认真通过或否决了校务委员会提出的一些方案。说实话，我个人并不满意每一次教代会的结果，但我满意这种权力方式和制约机制。

所谓“学术委员会”，就是指我们学校的“本土专家”所组成的学术评定机构。这个机构负责我们学校所有教职工有关评优选先、职称晋升等的事宜，是我们学校学术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对此，我想多说几句，谈谈我的想法和我们的具体做法。

就制度而言，民主决策需要投票，但民主远远不仅仅是投票那么简单。有时候，简单地投票的结果往往不那么公正。在某些国家，总统由全民投票产生。在我们国家，国家主席由全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投票选举产生。这是应该的。但是，诺贝尔奖从来就不会由“全民公决”产生。试想，如果如果由全世界人民投票决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那将是多么滑稽可笑的事！因为决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必须具有相当高的专业素养。我想到每当学校要评选先进或晋升职称的时候，按传统的做法，要么是校长或学校领导班子说了算（在这之前还是要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要么由全校教职工投票决定（投票之前由当事人述职）。前者当然是专制，后者则未必是民主――因为专业的隔阂，以及其他微妙的因素，选举往往并不是选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而成了选人缘。因此我主张，学校的一切学术评定，既不能由校长们说了算，也不能由全体教师的选票说了算，而应该由学校学术委员会说了算。学术委员会具有学术评定的最高权威，学术委员会作出的学术评定，即使是校长也应该尊重。

因此在我的建议下，我校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具体做法是，由全体教师推荐（而不是选举）学术委员会成员。每个教研组每个部门只能推荐一名。学术委员会成员资格：人品端正，为人善良正直，教育艺术精湛，教学能力一流，学术水平上乘，并有突出的教育科研成果（教学质量、论文著作，赛课获奖等等），在一定范围内有学术影响。经过网上推荐和教研组开会讨论酝酿，最后确定了15位同志组成学术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担任。我虽然也是学术委员会委员，但我只拥有和其他委员平等的一票。学术委员会产生后，着手制定相应的章程，以规范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制度上防止可能出现的学术腐败，接受全体教师的监督。比如，每次学术评定，都必须在老师中进行客观的调研，对被评定对象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考察，然后以协商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学术评定结果。学术委员会成立后，已经进行过两次有关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评定，还制定了有关考核方案。这些工作均受到绝大多数老师们的认可。

三个机构互相协调，但又互相制约。校务委员会凡是遇到重大决策，都提交教代会讨论并表决，其结果得到尊重。学校所有学术评定，均由学术委员会独立完成，但事后都要向全校教职工做工作汇报。就行政管理而言，校务委员会是学校决策定最高机构，但这些决策都要尊重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的研究表决结果。

在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制度安排，那就是凡是遇到和每一个教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均要让所有老师参与讨论，并通过投票表达民意（俗称“全民公决”）。比如，几次津贴方案都是经过了“全民公决”的，有时通过，有时没有通过，不管通过与否，老师们都用投票参与了学校决策。不止一次，学校班子的提案被教代会或全民公决否定，而在我看来，被否定的决议中有的是符合老师们的利益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老师还是否决了。虽然我很遗憾，但我认为，校长失败了，但民主胜利了。尽管老师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否定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我把这理解为老师们为民主付出的代价。

作为校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当然，准确地说，其实不是“放弃”，而是“分解”――通过制度把这些权力分解到了不同的部门和机构，并通过一定的程序分解到了每一个教职工的手里，让全校教职工和我一起管理学校，并作出决策。

七

    两年多来，我在学校管理上进行了艰苦而富有意义的民主探索。不能说这些探索没有效果――应该说，两年多来，武侯实验中学的变化是显著的，已经初步形成品牌，包括社会关注的教学质量，也在逐步提升，但坦率地说，效果远远没有达到我期望的程度。

这里面有我自身的先天不足，这里的先天不足当然包括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如何将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我感到自己多少还有些书生气，以及由书生气带来的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当然，教育本身就是为明天而工作，甚至就是理想的同义语，没有丝毫的浪漫绝不是真正的教育。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理想的同时，又能深刻地认识现实，进而稳健地推进教育改革？这就不仅仅需要理想，而同时还需要智慧。我恰恰智慧不足。

自我反思，我感到自己对改造“土壤”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有急躁情绪。这里的“土壤”指的是民主得以存在并运行的群众基础和人际环境。离开了对民主有正确认识的民众，民主制度不可能生根开花。前面我说过了，我们学校的老师无论敬业精神还是专业素养都很让我敬佩，但他们和我一样，同样生活在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阴影当中，骨子里存在着专制的基因，很难在行动体现出尊重、平等、宽容、妥协等真正的民主精神。在学校管理中，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抽象地对制度投票，大家都赞成，当制度的具体条款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时候，他会埋怨不公平，而且埋怨的矛头不是指向制度本身，而是习惯性地指向校长。有一年学校根据教代会通过期末质量奖发放方案分配奖金，结果对拿到金奖候不满意的老师，却来找我这个校长申诉。还有教职工不善于妥协，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宁愿鱼死网破也不愿双赢。还有人习惯于以自己为尺度衡量学校的一切，凡是不符合自己尺度的统统是“不民主”……我经常想，如果我们（当然首先包括我本人）不提升自己的民主素养，养成民主的生活方式，再好的制度也没用。我曾经在学校大会上说过，如果按传统的观念，我们学校需要一位“强势校长”或者说“铁腕人物”。但我不是这样的人物。我就希望通过良好机制的建立，让每一个人的智慧都发挥出来，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学校管理。但这样做的条件，是学校存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土壤。对此，我略显急躁，甚至有些冒进。人的素质与体制的关系是鸡与蛋的关系，很难孤立地说谁先谁后。“好的制度能够使坏人无法作恶”这是真理，因为“总统是靠不住的”；“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也是真理，因为“人是万物之灵长”。作为一个基层的校长，我需要的是更加沉着淡定，在继续依靠老师们推进学校民主管理进程的同时，点点滴滴的为改造人的素质――首先是自身的素质――尽点力。

我的理想化书生气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有时候我在老师们面前模糊了自己的公共角色。我是一个学者，对教育、对社会、对国家的改革都有自己的思考，我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同时我又是一个校长，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代表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学校，因此我的话语一旦传播出去，就不仅仅是我的声音，而是行政的声音。但我常常以校长的身份发表个人看法，造成一些误会。比如，有时候我坦诚地向老师诉说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坦诚，可是因为我的身份是校长，因此我的一番肺腑之言就有可能给老师以误导：“李校长都怎么怎么说……”又如，有时我在评论某种教育消极现象的时候，情绪激昂，酣畅淋漓，但相关老师却感到压力，因为此刻，我的身份并不是学者，而是校长；老师不会认为我是在谈论可以争鸣的学术观点，而是校长在批评人――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氛围，客观上让我和老师处于话语权不平等的地位。我应该随时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尽可能把握好自己不同的公共角色。单纯的学者，只考虑“怎样做最好”；而单纯的校长，只考虑“怎样做才可行”。作为学者，总是对民主管理充满激情，甚至寄予理想化的期待；而作为校长，应该对民主管理的现实条件和可行性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过于浪漫而放弃自己应有行政责任。我有时候混淆二者的界限，对于学校管理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我将停止自己的民主追求，实际上，由我启动的学校民主管理进程已经很难逆转；但是，在今后我将更加稳妥实施民主管理。这里的“稳妥”，主要是指在推出新的改革举措之前，我将尽可能让自己和老师们的想法达成共识，而不是我自己以“启蒙者”的姿态，把改革强加给学校。就目前而言，我思考最多的问题，除了老师待遇的提高之外，就是教育改革的深入。我知道，目前我们学校的老师成长进入了一个“瓶颈”，由我任校长带来的兴奋和温总理批示所激发的欣喜渐渐趋于平静，老师们的精神面貌普遍进入了一种心理学上所说的“高原状态”，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职业倦怠。与此相伴的，是学生的学习倦怠。这两个“倦怠”其实都是同一原因，那就是成功感的缺失。我们学校的区位环境，决定了我们的大多数服务对象是当地的老百姓，这些失地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不可能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素质。可是，一样的课程，一样的教材，一样的考试，一样的评价……大多数学生很难有成功感，大多数老师也很难有成功感，每天所做的似乎都是无用功，而且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焉能不倦怠？因此，我就在思考，我们既然是“实验”中学，既然是平民教育，为什么不可以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一些改革？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面对我们的学生实际开设一些对他们既有用又有趣的课程呢？由课程改革带动课堂教学改革，进而带动评价改革，让每一个孩子学有所用，学有所乐，老师们也从中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工作的成就。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目前我正在找一些老师探讨可行性，下一步还要进行一些调研，我打算把这个问题交给老师们决定，让大家都来思考策划，把我个人的想法变成大家的愿望。另外，关于所有校长都当班主任，在老师中也存在不同的意见，究竟这样做对学校发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还有，学校安排工作如何既服从学校大局，又兼顾个人的愿望？对老师的考评，如何既科学量化，又切实可行？等等问题，我都打算交给老师们论证，让老师们的智慧决定学校的发展。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民主”不过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甚至还有人认为，民主不合中国的现有国情，因为中国人现有素质不配享受民主。但我信奉陶行知的话：“民主的时代已经来到。民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于民主的生活还不习惯。但春天已来，我们必须脱去棉衣，穿上春装。我们必须在民主的新生活中学习民主。”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说过：“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两年多来，我正是怀着民主理想，引领着老师们“在民主的新生活中学习民主”。我们的民主管理探索尽管还不成熟，但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用行动初步证明：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学习民主、实践民主和享受民主的。本文结束之际，我愿意重复一遍前面说过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只是我实现社会理想的途径。我的理想就是，为未来更加民主的中国奉献更多的公民。